1927年9月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，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。在这里，受到王佐、袁文才领导的两支当地农民武装的欢迎，并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，袁文才任团长，王佐任副团长，建立起工农红军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，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漫长征程。

　　然而不到三年之久，在1930年2月，王佐、袁文才因被怀疑叛变，以开会之名骗至永新县城杀害。作为已被整编的工农红军的一员，最后却被自己人所杀，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。

　　1928年6、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，会上通过了《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》。在这个决议案里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，作出了这样的规定:“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(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)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，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，并严厉镇压们”;“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，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，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。”

　　1929年初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。柏露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召集朱德、陈毅、彭德怀、谭震林、王怀、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。一向与袁文才、王佐不和的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，以决议精神为由，坚决主张杀掉袁文才，但毛泽东力保袁、王二人。

　　1929年2月，袁文才随毛泽东红四军主力下山，准备转战赣南。途中因知晓六大决议，又担心此去不回，自行离队回到井冈山。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：“袁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，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，信仰个人，不相信群众，个性很强，不接受批评，边界因此称为‘特殊党员’。他们相信自己万能，枪杆子万能而已”。

　　1930年初，王佐、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，还俘获了20多个造枪工人和部分造枪机器。在没有请示特委的情况下，他们自作主张，款待罗克绍，计划利用其从长沙购买造枪所需的钢铁和火药。被党内怀疑是袁、王与敌勾结，准备叛变。

　　1930年1月下旬，湘赣边界特委、赣西特委、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，正在湘赣边界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主持了这次会议。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、王佐的决定。

　　袁文才和王佐掌控的红四军三十二团，拥有1000余兵员，700余支枪，还有一座兵工厂。为掌控事态，特委将袁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，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、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下手。他们知道袁文才、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，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，给王佐、袁文才修书一封，约王佐、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，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。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，对彭德怀说“袁文才、王佐要叛变”、“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，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”等等。 彭德怀信以为真，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，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。同时，特委又将宁冈、茶陵、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，把袁文才、王佐的住处包围了。

　　当日凌晨四点，发起了围剿行动。袁文才起床不及被打死在床上。王佐听到动静与刁辉林、李神龙等人骑马冲出，但通往井冈山必经之路东关潭上的浮桥早已被抽走，不会游泳的王佐掉入潭中，三天之后在下游发现其苍白肿胀的尸体。

　　纵观历史，袁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，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。袁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，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。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，组织观念淡薄，纪律松驰;袁、王两人性情高傲，只信仰个人。袁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“毛委员有帝王之相，是个中央才，跟着他是有出息的”、“我只听毛委员的”，并主动做媒，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。而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并不得势。

　　袁、王只是当时共产党团结起来的土匪武装力量之一，部分武装力量限于其出身确实带来恶劣的影响，很不利于当时工农红军的成长与形象的建立，所以有六大决议中对其定义的“土匪首领”进行“完全歼除”的决定。

　　这样的决议是共产党率领的工农红军走向正规化必行之路，只是在苏联召开的六大中所采取的一刀切，不留活路的做法，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更是忽视了对群众的影响。

　　袁文才、王佐及其部分部下被当作反革命除掉后，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使党和红军在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。袁、王剩余部下及亲属公开反水，放了罗克绍，与共产党率领的红军为敌。当地老百姓也对红军颇为反感，尤其是参与武装杀害行动的红五方面军，而该军是驻扎井冈山进行反围剿战役的主力。失去群众基础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，致使井冈山根据地彻底沦入敌手。后虽有肖克、陈毅、王震等数次规划并攻打井冈山但均未成功，致使其失守达19年之久，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收复，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。

　　王佐、袁文才之死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。对于企业来讲，早期发展过程中吸收各方人才，举贤而任之。但随着企业的成长，规范化是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，势必会要求统一价值观，甚至制定一定的行为规范。作为员工，需要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变化，而不是居功自傲，甚至像袁、王二人一样不服上级指挥，搞小团体。

　　对于管理层来讲，井冈山精神中的“依靠群众”是恒古不变的道理，得人心者的天下。这里的“群众”有三层含义，一是企业的组成员工，二是行业内及社会上对企业销售与成长产生影响的人，三是承载企业的客户。以客户为中心是现在大多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，但另外两类群众的诉求容易不被重视。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七卷中指出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这里的一切力量，显然是包含了这三类“群众”的。银河在这方面已迈出了自己的步伐，整合了经销商、集成商、彗星团队的多重资源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，尤其是要服务好这些“群众”，需要我们企业每一个环节成员的努力。

　　之所以说杀害王佐、袁文才是错杀，在于忽视了“群众”的感受。这不仅逼迫王佐、袁文才剩余部下及亲属的反水，破坏了周边地方武装力量对共产党的信任，也失去了当地老百姓的好感。王佐、袁文才之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，但并不是必须。而现今回顾历史来看，在没有调查清楚的前提下就做出叛变的裁决并简单粗暴地将其杀害，是显然弊大于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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